 |
| 八九民运三十六周年大辩论 |
佚名 汇编
时光飞逝，物是人非；世事沧桑，时过境迁；历史对错，皆成笑谈。
记得1989年时，笔者还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县城读高中，那时是观看学校附近居民家的电视新闻播报，才得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学生运动。电视播放中，没有主播镜头，只听见主播声音。最难忘的镜头画面是天安门人山人海，混乱不堪的场景。当时，只是感到非常震惊。
多年之后来到美国，才有机会了解更多八九六四的真相。虽然此前没有做过系统研究，随着阅读的文章越来越多，听到相关的讨论越来越多，逐渐才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近日，在一个邮件群里，因为有人发对民运人士的公开信，而引发一场持续多日的大讨论。
笔友们主要围绕“见好就收”的观点进行了一场辩论。参与认真讨论的主要有H君，Z君，C君，P君，W君，ZX君，J君，Q君等人。现将讨论过程的重点和亮点，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8月1日，有人在邮件群转发一篇贴文，是关于八九三十六周年发言的文字稿，其中引用了一句网络流行语：“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紧接着，有人发表了一篇评论八九民运的文章。亮点在于，此文引用了帖文中的一句话：“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另外还有“见好就收”的观点。文章对八九六四作了评判，对海外民运作了批判。
W君运用Ai做了分析点评。他认为，那篇文章对海外民运提出了苛刻批评，甚至带有明显的贬低与嘲弄，试图以“高高在上”“边缘化”“自我膨胀”等标签全盘否定民运的价值。面对这样的论调，必须从历史的真实、民运的意义、以及作者观点的逻辑漏洞出发，进行有力的批判和澄清。
随后，Q君对群里的那篇文章作了简单点评，并将民运人士的定义做了阐述：
什么是民运人士？狭义来讲，是指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被通缉的那几十个学生和少数专家学者，那批逼迫流亡海外的群体，主要是八九六四的受害者。广义来讲，当年在北京各个路口阻止劝说党卫军入城的市民，走上街头游行的道士和尚，广场抗议的学生学者，参与游行的中共机关干部，倒在枪口下的死难者，他们都是民运人士。
此外，六四屠杀爆发后，秉承自由民主理念，为争取人权，为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进步，后来陆续参与进来的海内外广大的同胞，都是民运人士。民运人必定是一个代代相传的动态群体。有人老去，又有新生；有人加入，有人退出。
第一回合，Z君发问
Z君：有人一直讲的“见好就收”的策略言之成理，但为何至今未见成效呢？就在于条件相当苛刻，只可能适于可做到统一号令而令行禁止的群体，如军队、政府或相对小的民间团体，而在相对大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必须依靠大规模民众抗争才可能成功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因不可能统一号令而不具可操作性，甚至连对何为可“收”之“好”都不可能达到足以避免镇压的共识，当然在现实不可行。……
六四镇压之所以发生，责任当然全在唯一可能得以统一号令的中共暴力集团一方，包括中共保守派太残暴和改良派太过软弱和无能，与不可能统一号令的学运和民运抗争方的策略基本不沾边。
第二回合， W君、Z君
W君：见好就收论，结果是置民运于不义，也置自身于大外宣泥沼中无法洗清。学生们不相信中共领导人口头承诺，认为那是谎言。如果真诚，他们为什么不通过人民日报否定四二六社论。持见好就收论者，是选择相信中共领导人不会秋后算账。……
Z君：类比参照不当，根本错在把有统帅号令并能够令行禁止的军队，与根本没有统一号令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混为一谈。这是纸上谈兵的典型问题所在。
第三回合，Q君对Z君：
Q君点评帖文：撤不撤，当然不一样。当时如果能撤，早就撤了。为何撤不了？那是赵紫阳和温家宝到广场讲话，表面上看是去劝学生，实际上效果却是激化学生。5月16日，从赵紫阳接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有意引诱学生与邓小平等顽固派死扛。后来又到广场讲话，（某些激进）学生看见中共总书记来劝了，错误认为中共已无计可施，故而坚定了绝食抗争，坚守不撤的决心。可是，谁都低估了邓小平的狠，结果后来大家都知道。
哪怕预设自己会败，还要去做，那是舍生取义之举。 当年刘晓波在美国，和很多朋友一起商量，坐飞机回北京投身八九学潮。头天大家都商量好了一起回去。可是，第二天只有刘晓波一人登上了飞机，其他人都退缩了。历史事实是，后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其他没有回去的人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高压维稳是最不稳定的穷途末路之策。白纸运动就是一场引而未发的民主运动。未来，只要有了导火索，人人都会一夜间变成民运人。
Z君：什么见好就收？谁见到过好？是李鹏愿意对话是好？还是赵紫阳去了广场是好？八九六四是一场规模更大的四五运动，这是共党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博弈，青年学子们都是被利用的棋子。…… 其意义就在于无辜学子们的淋漓碧血，擦亮了国人的眼睛。让人民看清了中共的残暴本质！
Q君：当年齐奥塞斯库是怎么倒台的？不就是有一个人在会场上喊了一句：打倒齐奥塞斯库，最后独裁者被抓了吗？如果按见好就收的观点，会场上的人们喊多少句“打倒齐奥塞斯库”，是个好呢？历史证明，只有喊到大家都没有恐惧了，人人齐声都在喊才是好。事实证明，见好就收的说法预设了对手不可战胜，己方只能投机取巧，从而容易导致缺乏必胜的斗志。这个提法，如今成为了某些人攻击民运的借口。
2022年10 月22日，在全世界的记者镜头面前，前中共总书记在会场上被强行驾走时，只要有一个人敢于站起来喊：胡总书记不能走！！！一旦有人附和，越来越多人站起来，阻止胡锦涛离开。试想想看，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哪怕，胡锦涛豁出去自己大喊 “我是与会代表，我不走！谁也没有权力赶我走！” 或许也都能轻松扭转局面。
第四回合，H君发赵讲话稿
H君粘贴赵紫阳在1989年5月17日凌晨，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 1989年5月17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刊登于5月18日的《人民日报》。
P君：从历史总结角度，赵讲话应该算“好”了，基本达到目的。此时如撤，各方面都好。但广场学生要否定“四·二六”社论，邓小平不肯松口，历史的关键处就差这么一哆嗦。“见好就收”乃经验总结，应作为民运操作性原则，但难在对“好”的认定，众音纷杂，只能票决了。
解决六四冲突，邓小平松口“易”（对四·二六社论），广场学生撤“难”。最后弄成这样，政治主责当然在中南海，退一步不就海阔天空了？中南海的回旋余地大得多。学生只有被动无奈的选择。单方面责怪学生方面的“偏激”，至少颠乱主次。
Q君：中国近代史上，单靠学生行动，还没有成功的案例。戊戌变法，五四运动都如此。政权翻盘，还要借靠官场政客才有可能。……
C君：同意H君“见好就收”。…… 中国实现民主是要阶段性的推进，在没有纠错制度下 “见好就收”
是运动的最重要的策略。从89录像中，学生领袖们也在 “见好就收” 做出了决定，看到宣读学生领袖们做出的决定，那人在天安门广场拿着喇叭向广场学生宣布了决定： “请广场学生5月31日之前撤离天安门广场，返回学校……”
。但是C女擅自改变了与学生领袖们一起做出撤离广场的决定，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第五回合，H君发新帖
引用西方学者对八九民运研究的言论，如非暴力政治学权威基恩·夏普；塞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美国学者戴雅门和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等。借用西方学者来强调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的失败教训……
第六回合，Z君对P君
Z君：P兄说得对，当局与学运双方选择的可操作性的难易程度根本不同。不过，即使不单方面责怪学生，也仍属于无视可行性的纸上谈兵，效果适得其反。
其实，如只论理，我反而一直是主张撤的，甚至不倾向动辄诉诸上街抗议等群众运动，更主张先进行文化教育启蒙及其社团活动的力量积累，以便到出现足够大规模民运发生时能够抓住时机应变而上，根本不在于是基于“见好”或“见坏”的前提。但主张撤，并不等于自信到以为“见好就收”的策略有可能行之有效，真能改变结局，即避免镇压。
如苏东波时，苏联和罗马尼亚两国的民运是“见坏而上”，波兰、捷克、东德、匈牙利等其他国家则是“见好而上”，但没有一个在镇压之前就曾“见好就收”。相反，之前曾发生大镇压的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民运和苏联内部的独立运动，都闹到了鱼死网破，无一不是“见坏才收”，与六四结局完全类似！
第七回合，Q君对Z君
Z君：在类似当年处境和条件下，何种民运何时何地做到过“见好就收”了？
Q君：疫情期间，当白纸运动兴起之时，当局看势头不对了，马上见坏就收。见坏就收，好操作（习说的，收放自如）；见好就收，难把握，而且没有复制性，只能看主导者的经验丰富与否，随机应变了。见好就收，是纸上谈兵，事后诸葛亮。
第八回合，Z君对C君
Z君：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总会有部分人觉得不够好”，并不等于一概而论的“从未出现过好”，而“见好就上”更是以承认“出现过好”为前提。
C君：学生与政府的代表多次谈判就是“好”，可以把握宣布运动胜利，而不是相反；赵紫阳去广场向学生的讲话已经“再好不过”了。……
东欧经历了上世纪5、60年代改革，经历了“布拉格之春”，经历了“七七宪章”，公民社会已经形成，催成了89的东欧。……
我同意H君“见好就收”的说法，但不能过高的要求学生运动推翻中共，跨度太大，在那个年代的中国都还不具备自然转型的条件；它不像现在民间有了公民社会意识初级阶段，当一个国家由专制制度转化为威权制度，公民社会意识的提升才能完成这个国家向宪政民主社会的转型。
台湾和香港长期的自由化，已达到向民主化过度的公民社会，一个社会的自由化程度越高，那么这个政府对学生运动的态度采取妥协性就越高。一个社会自由化程度越低甚至打压自由化，那么这个政府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强硬对抗就越高。中国大陆的自由化才刚刚起步，台湾和香港的自由化都经历近一百年；中国大陆没有经历自由化的公民社会，想一下子跨进民主的大门的确很难。
台湾的民主是台湾经历近百年的自由化的成果，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得以让中华民国台湾和平转型。中国的自由化在哪里？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公民维权蓬勃发展，我们在推动中国的民主仍然阻力重重，不仅来自共产党的顽固派，也来自我们自由派的朋友，因为自由派朋友助长了共产党最坏的人上台。
……
第九回合，Z君,C君对Z君
Z君：谁也没说不算好，但问题是很多人不接受此说而撤，因此“见好就收”的策略实际根本不可行。具体而言，那些拒撤者可分好几种：
1）中共一向是“好话说尽而坏事做绝”，因此总有相当部分人根本不信，当然不撤；
2）有些人不但要听其言，还要等观其行，也就等而不撤；
3）有些人认为即使赵说可能兑现，但也好得不符合要求。如，还要正式发文否定四二六社论，如还有当局必须接受重评胡耀邦功绩等全部七项要求，此后还有如李鹏下台，如邓小平退休，以及只要求等到人大常委会开会做决定，等等；
4）更有些人认为“见好就收”本就是错误策略，“见好就上”乘胜追击才正确。
无论如何，只要这几类抗争者有一类坚持不变而不撤，“见好就收”就只是一厢情愿的纸上谈兵，那么八九民运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既然失败不可避免，事后追责就只能针对镇压一方了，而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否定了的镇压四五运动的成功先例，开枪屠杀根本毫无必要，因此只能是当局镇压的单方面罪过；既然四五运动有过“打砸抢烧”而不撤也没算错，那么八九民运更和平、非暴力，不撤当然也无错可言。可见，以不可行的策略追责学运，实际效果是以双标减轻了六四屠杀者的罪责，至少在客观上是部分为屠杀洗地了。
C君：…… 回到问题的 “见好就收” ，应该承认赵紫阳的书面讲话发表应是 “见好就收”的契机。 “见好就收”的契机把握不住就会丧失，甚至要随时等到民主运动的再次发生。我们发现民主一次次总是首先眷顾中国，可是中国人就是不争气，亚洲第一共和给了中国人，八九年中国人率先趟了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地雷。
Z君：八九至今已过36年，事实也一再证明仍有相当多人说服不了。早已更加成熟的香港民运，近几年无论多大比例认同或反对H君的策略，也都全盘无一例外地惨败了，只是由于香港当局及港警远不如当年邓小平等及共军那么残暴，才没发生大屠杀而已。这也再次证明了“见好就收”仍是纸上谈兵，根本不可能行之有效。
第十回合，H君对Z君
H君：引用李洪林、程凯、万润南、郭罗基、戴晴等人的反思和回忆：
李洪林： 1989年的学潮，过激主义对事情的破坏作用，我比别人更有切身的体会。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和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奉命去调解，5月13日他们请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率领正在报社座谈时的十二学者作家劝说学生撤出广场, 回到学校，然后和政府对话。我们说服了广场上的学生代表，但是还得去广场直接劝说全体学生，因为这些要求民主的学生，并不服从自己选出来的代表的领导。这使我们很奇怪，要求民主的人，为什么自己不遵守民主规则呢？但在这个时候提出这种问题，已经毫无作用，我们这些书生，也只好直接到广场去，和绝食的学生面对面进行谈判。方法是用扩音器和大家讲，然后听学生们的反应。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快半夜时谈好了，学生只有一条要求，赵紫阳或者是李鹏跟他们见一面说几句话，他们就撤出广场回学校。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学生领袖突然冲过来，从戴晴手里抢去扩音器，大声对全体学生喊话，他像疯了一样怒吼：同学们，请你们跟我宣读“绝食誓词”！誓词最后有八个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的煽动力非常强，整个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都跟着他把这八个字连喊三遍，场面立刻完全失控，人潮涌过来把我们冲得谁也找不到谁了。
这次对绝食学生的劝说，就这样被一个激进分子搅得功败垂成。我是十二学者之一，当时正站在戴晴旁边，亲眼目睹那个学生领袖的突然袭击，我们就这样亲自吞食了失败的苦果。那个场景，真是刻骨铭心！就那么一霎那，一个人把历史改写了。
5月17日有一个全市各界大游行，赵紫阳发表书面谈话，代表书记处承认学生是爱国的，实际上否定了《人民日报》4.26社论对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定性，而且答应和大家对话。我觉得这正是撤离广场的最好机会，当天晚上约了于浩成和严家其再一次对绝食学生进行劝说，我们三个人到广场上去找学生绝食指挥部。严家其跟学生有交往，比较有威信，我和于浩成平素和学生没有什么接触，不过是写的文章有点影响。实际上学生们在广场上也很困难，有些人长时间不喝水晕过去了，有些人躺在地上起不来了，真是毫无必要地硬撑着。我说你们没有到非死不可的程度，为什么非绝食不可呢？政府已经答应对话，有意见提意见，能对话就对话。况且赵紫阳也表态了，这个时候体面地撤回学校多好呀！学生指挥部的人也同意了，但当时指挥部有人不在，他们答应，等指挥部的人都回来就可以作决定，并表示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学生都撤走，于是我们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到广场一看，学生还在那儿，我知道一定是指挥部里有人要坚持绝食斗下去，因为在这种场合，不在乎多数少数，总是最激进的“豪情”压倒冷静的理性，于是本来可以和平解决的事端，就这样又一次被激进主义断送了。古人说：“凡举事，勿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这些人做的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原海南日报主编写道：——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代表总书记赵紫阳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对话，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要给邓小平、李鹏向学生动武提供理由，并且给党内改革派一些时间，与保守派周旋、较量，但遭到学生领袖们的断然拒绝，激进的学生领袖们绝不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我的心头被80年代的改革与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将毁于一旦的强烈预感笼罩着。葬送80年代与击败赵紫阳，是邓小平、李鹏与天安门广场激进的学生领袖共同完成的。
万润南在八九期间是主撤派，并为此做出极大努力，最后功败垂成，痛惜不已，写下诗句——欲说还休。在今年纪念六四之际写出文章“从博弈论角度看1989”。指出：“1989年缺失的，正是这种妥协的智慧。”文章的结语是：“纪念，不只是为了记住，更是为了走得更远我们纪念‘六四’，不是为了怨恨，而是为了更清晰地认识世界运行的逻辑，更有智慧地面对未来的博弈。如果我们能从历史中学会不把彼此逼入死角，如果我们能在冲突中学会克制、设台阶、建机制，那三十六年前那些人的牺牲，就不仅是痛苦的终点，也会成为更理性社会的起点。愿这份纪念，不只是回望，更是一种前行。”（激进派是猪队友，这些恰恰证明，见好就收只是一种主观愿望）
Z君：八九民运之所以必然失败，就在于党内改革派太软弱和无能，尤其赵紫阳一味推卸责任，不可能去抢班夺权，反而本末倒置只设法安抚和劝说学领，因此后来就失去了掌控局势的主动权，与当时突起而无法统一号令的民运如何表现基本无关。
民运根本不可能采用任何同一策略而令行禁止，当然也就很快地失去了主动权，反而在客观上更容易被顽固派所利用而夺权。因此无论是否“见好就收”也不可能真能保住其好，因作承诺的改革派越真诚就越是自身难保，胡耀邦的下场就是样板。
更重要的问题是：邓小平等顽固派不可能不明白四五清场方式完全行之有效，根本不必对赤手空拳的学生和市民开杀戒，从而显得比文革派更残暴得多。因此六四屠杀其实根本是杀鸡儆猴的手段，用以恐吓震慑改革派尤其是军内异心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只要邓小平当权，屠杀就基本无法避免了！
十一回合：笔友对W君
笔友：Z君引用1995年4月30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天安门之血能不能不流？”
W君：相比之下，八九年一直和平，学生无任何过错。只劝学生不劝暴君，将责任推到正义一方，不问是非找罪魁。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让学生退场，而非劝邓。劝邓，想都不敢想，是不是？怕到了骨头里。六月三日大量军队早已包围广场，根本不用坦克在长安街上屠杀，完全可以七六四五清场模式。
Q君：抛开“见好就收”的观点，不如从另外的角度做点探讨，可以更容易跳开已经僵化的思维模式。
美国的民主自由是打出来的，而不是和理非出来的。迄今为止，哪个大国的社会转型，不经历流血革命能成功的？中国是个大的文明古国，它的社会的转型，不经历流血革命，完全没有可能。
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的社会转型，它是必须经历百年以上的文化积淀。也就是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必须先要注入新的文明基因，加以一定的年月，待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都具备了，才能转型成功。
十二回合：Z君问，J君点评
Z君问：将1989年中国的民运（八九民运）与苏联和东欧同期的民主化运动进行比较，有助于从宏观历史结构中理解这一重大转折点的异同与深层原因。
Z君的Ai分析：为什么结局如此不同？ 1、中国政府强硬立场。中共认为动摇政权不可接受，强调稳定压倒一切；2、缺乏替代政治力量。学生运动虽广泛，但缺少有组织的制度替代方案；3、军队控制力强。中国军队体制内高度服从，未出现东欧式“军队中立”局面；4、国际因素不同。中国与苏联东欧的外部依赖、外交处境不同，西方对中国施压有限且短暂。
J君：大是大非问题上，W君的较真很有意义。关于六四的话语权被篡改的太久了。我只希望大腕们不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换个说法和话术,继续连篇累牍的制造统战风格的文章。
十三回合： Z君对Q君
Z君：苏东波民运之所以全部成功，而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不可避免，就在于后者是唯一由完全不可能有政治经验的，仅20岁出头的学生们主导的。如此年轻的学生们主导民运，如幼儿学步之初，必然要不断跌跤。……
（胡适曾经说）现在有许多人说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其实并不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干，这都是社会和政府硬逼出来。如果社会国家的行为没有受学生干涉纠正的必要，如果学生能享受安心求学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强烈的刺激和良心上的督责，他们又何必甘心抛了宝贵的光阴，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这种学生运动呢？
简单一句话：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
Q君：为了搞明白持续多时的争论，刚才在网上认真拜读了H君的文章。就如前面打的比喻，股民炒股最美好的愿望就是做到见好就收，见坏就撤。炒股的目的，就是想赢利，这是所有股民的愿望。但现实情况是，赢家永远是少数。
问题在于， 见好就收并不是一种策略，而是一种愿望；策略必须要有可行性，而愿望则是主观性。见好就收，在实践中很难成为可以复制的经验，它只能是一种可借鉴的教训。经验可以复制，教训却难以复制。因此，见好就收的教训，在下一次的博弈过程中，具体到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群众运动中，无法提供固定的套路和预设的模式。因为，博弈是千变万化的。因此，见好就收在实践中缺乏可行性和操作性，只能凭借博弈者随机应变的掌控能力。见好就收，不能当作经验来总结，只可以当作教训来吸取。
在当时的广场上，发生激进派和稳健派的尖锐冲突和激烈辩论。这就证明运动的复杂性，因此，见好就收，对于群体事件而言，在实践中难以贯彻执行。现实情况是，有人利用这种说法批判民运，还替屠杀者开脱罪责。
另外，见好就收也谈不上是一种理论。运用好它，只能靠决策者随机应变的掌控能力。凡是有良知的国人，对于八九六四的失败都感到痛心，每每谈及此事，无不扼腕叹息。
C君：说明“见好就收”是正确的，东欧是经历过改革，而中国没有经历过改革，仅仅尝到“自由化”的甜头。东欧是经历了民主运动的历练，成熟的达到公民社会转型所具备的条件。而中国并没有经历民主运动的历练，转型条件还不具备。
第十四回合：Q君对Z君
Q君：“见好就收”是一种主观愿望，只能用好坏来形容；不能用对错来评判。愿望可以是美好的，但结果可能是糟糕的。
“见好就收”的本质是一种掌控或应变的能力，它是随机性的。在实践博弈中不具备可行性和操作性，因此不能当作一种经验、策略和理论来宣传推广。
这次辩论其实很有成效，大家的共识越来越明朗了。Z君兄用AI 做了比较分析，一目了然，非常有说服力。我之前也提到过，革命党人与北洋将领的内外配合，才成功逼迫清帝退位；共产党人与日本人、苏联人配合，才打败国民党；民运人没有与中共改革派成功联手，也没有工人的支援，没有军队的中立，没有地方力量的及时跟进，没有西方国家的有力支持，导致失败。中国和东欧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民主运动光靠学生、学者的冲锋陷阵，远远不够。
如果单是邓小平、李鹏狠毒，哪怕军队没有中立，如果广场上的军人不是十足的冷血残酷，也不会有如此大的伤亡。哪怕他们心存一丝一毫的良知和恻隐之心，都不会伤亡这么惨烈。这说明，中共对军人的洗脑，做到了极致。邓小平的目的，就是要血流成河，伤亡越大越好。通过超乎想象的死亡，产生巨大的恐惧，进而震慑征服所有人。而军人认为，这是难得的立功机会，杀人越多，表现越勇猛，将来可以成为晋升的资本。拿别人的血和命，来换自己的乌纱帽。六四不久，中共不是大肆表彰了这批人吗？三十多年后，中共军队高级将领多次遭到残酷清洗。换句话说，这种因果报应，有人为广场死难者们报仇了。
Z君也提到，中国的政治环境，不允许反对派有任何见好就收的操作空间，更不会让对手有调整状态，再卷土重来的机会。楚汉相争，已立盟约，以鸿沟为界，东为项羽，西为刘邦。项羽撤兵，刘邦立马反攻；国共谈判，签订协定，不久撕毁。因为共产党得到了满洲国遗留的武器和兵源，又有苏联的支持，底气越来越硬了，故意制造摩擦，逼迫老蒋不得不撕毁协定。赵紫阳到广场讲话，也是一时无奈之举，缓兵之计。哪怕赵紫阳不垮台，学生也会遭受秋后算账的命运。这是共产党的本质决定的，不是赵紫阳的个人政治品质能保证的。
中国的政治文化，逼迫人们都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柴玲的讲话提到，就是希望流血，但又不能对同学们明说。说完此话，柴玲由于内心极度纠结痛苦而大哭。流谁的血？当然是流别人的血了。
ZX君：…… 如果按统一的权责一致标准，激进派学领无论多么失策，相比赵紫阳等改革派领导人的过失，根本就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何况前者还只是如同幼儿学步的必然跌跤而已。
赵紫阳不需要成立反对党，那个难度太大属于苛求，但他本来完全可试学华国锋（或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来个两手硬：一手抓住对学运的镇压权，以四五模式清场，把柴玲李录等激进派都先抓捕关起来（等稳定后是否放再看），从而得以继续讨好邓小平；另一手抓住中共最高领袖的实权，如华主席粉碎四人帮那样，以政变方式抓捕李鹏等顽固派甚至有潜在接班威胁的任何人！
以赵为首的改革派在对话失败后无所作为，还以辞职听任顽固派接管和一网打尽改革派，怎么怪得上仅仅只是行使言论自由权等宪法基本权利的激进派学生？可见以他们不相信和配合改革派承诺“见好就收”而追责批评，不仅是太过双标，而且更是偏颇苛责和本末倒置。
第十五回合:Q君对ZX君
Q君: 看到大家越聊越出了新意，有些真知灼见，不想就在小圈子口水泡沫星里消失，才突然想整理成文。恰逢暑假有空，想见好就上，汇编成文放在网上。让海内外有心人，哪怕就一个人认真读了，也都值得。
如今，哪怕就几个人的聊天记录，想整理成文，都难。只能见好就收，见坏就撤了。这就反复论证“见好就收”只是一种美好愿望。诸位参与聊天的笔友，都有这种美好愿望，但为何又起争论呢？争论点就在于是否有可行性？在未来的群体运动中，可以借鉴之前失败的教训，但能否当作一种经验或策略来推广实施呢？
因为“见好就收”，有极强的随机性，不可预测性，它的本质是一种掌控或驾驭局面的能力。因此，有人认为把它当作一种策略或理论是“纸上谈兵”。尽管如此，谁也不否认那是一种美好愿望。让人想起一句古话：秀才造反，百年不成。
ZX君: 在当时的境况之下，除了邓小平之外，是没有什么人可以见好就收的。这不是事实吗？连赵紫阳亲自到广场去劝说，都收不了，还有谁能够做到见好就收？这不是纸上谈兵又是什么？……
第十六回合:Z君W君Q君
总之，W君的反证，虽然也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足以否定H君的假定或一厢情愿.
Q君: 见好就收是教训还是经验，是愿望还是策略？它的本质是什么？如果问题搞错了，结论就会差之毫厘， 谬之千里。Z君所说，中国从来没有过 见好就收 的成功案例，何来经验？何以总结？学运失败，只能汲取“见好没能收”的教训。
当年刘晓波在美国，看见学潮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应该“见好就上”。他就和很多朋友一起商量，决定坐飞机回北京投身八九学潮。头天大家都商量好了一起回去。可是，第二天只有刘晓波一人登上了飞机，其他人都退缩了。换句话说，其他人临阵脱逃了。除了刘晓波，其他人是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
如今，大家讨论八九民运的成败问题，这种综述性的原汁原味的历史探讨，汇编成为一篇文章放在网上，那是多好的事啊。中共里面必定大有“袁世凯、段祺瑞”这样的人。但凡有心者，自然会翻墙看一些想看的文章。这些文章，只要大陆体制内外的人认真读了，必定会在其心中产生影响。时机成熟，这些思想的种子就会起作用。
借用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八九民运三十六周年大辩论依旧在继续，此次整理内的容暂时到此。如有疏漏和残缺，敬请谅解。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