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杭州初見
2025年7月7日，傅國湧弟兄的突然離世，震驚全網，很多人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懷念他。江琪生先生說「這些天來，我只做一件事，就是追憶傅國湧」。
我想起，他交代的幾件事，使命未達。
1999年11月，我們在關西地區一群留日學子商議創辦一本中日雙語文學刊物，以蔚藍的天空，寬闊的大海、飛揚的夢想《藍·BLUE》命名，至2006年為止，一共出版了21期。朋友和我分別負責中·日文部分主編。
2005年，吉林藝術學院的青年教師盧雪松因在課堂放映並與學生討論胡杰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被學生密告，校方停止盧雪松授課權。
《藍·BLUE》第20期的《觀察中國》部分即組織了一個專輯，除了盧雪松以外，崔衛平、艾曉明、張鳴、韓牙、賀衛方、陶然、笑蜀、蕭翰等自由知識人都展開了跟進式的關注與討論，內容關於思想自由、學術獨立、政治告密等問題。
傅國湧以《讓靈魂自由地站起來：盧雪松老師的選擇》表達了對盧老師的支持。
「因為她選擇的只是靈魂的寧靜、思想的自由、人格的尊嚴」。「一個靠英雄、先知、救世主的時代早已過去，只有普通人自由的靈魂站起來，我們才有明天」。
從那以後，我給傅國湧快遞過幾期《藍·BLUE》。
2018年的寒冬，我去杭州時拜訪了傅國湧。在傅家滿墻壁的書櫃上，我一眼看見《藍·BLUE》，那時我們休刊已經整整十二年。
寫真：2018年傅國湧家
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傅國湧夫婦都在家。
我這才知道，傅國湧的筆下的「蓉兒」，有時寫做「容兒」的女性就是他的妻子曹姊妹。他們相識、相知在1989年5月的天安門廣場。那時「蓉兒」才十九歲，一位來自浙江富陽的北師大教育系一年級的學生，她參加了她們學校自發組織的「自由樂隊」，在廣場唱《五四請願歌》，而傅國湧，也只有二十二歲，與同道者打著「溫州師範學院」的旗幟也在廣場。人海茫茫，卻因為這面旗幟，「蓉兒」發現了同鄉。
傅家客廳的一張大桌子上有一個可升降的屏幕，那時他已經身體力行，在辦「國語書塾」，招收一批童子，通過母語閱讀、思考、探索精神歷程。「蓉兒」1988年考大學時，考分高於北大，卻在填寫志願時，一連填寫「北師大、華師大、浙師大」，一心想當教師的她已擁有近三十年的教學經驗，辦書塾可謂雙壁生輝。
但我們談得最多的是從近代中國留日史的視角觀察錯綜複雜的中日關係。
早在2005年，傅國湧就寫過圍繞辛亥革命的《主角與配角》，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他除了自己的《百年辛亥：親曆者的私人記錄》之外，前一年，也就是2010年，他不知從哪裡找到具有爭議的日本政治思想家北一輝撰寫《外支那革命史》的複印本。他想知道其中關於辛亥革命的內容，就拜託人帶給香港的翻譯家阿明先生，由於北一輝「褒宋（教仁）貶孫（中山）」的立場，這本書自1945年出版中譯本之後就消沉在大歷史的裹挾中。
阿明先生翻譯好前十章後，曾拜訪中國各省大出版社，都無果。四年後由「眾籌」 集資，才在香港問世。
傅國湧為這本書寫了一萬多字的導讀《北一輝與辛亥革命》，該文收入今年出版的《在東京重造中國》（讀道社）一書中。2019年董先生與王敬翔合作，在台灣八旗出版全新中譯本，改名為《支那革命的真相》，出版社分別請了日本與台灣學者從對近代日本的影響和中日關係的視角寫《導讀》，傅國湧的這篇仍收入本書。
我認識阿明先生，於是話題涉及北一輝中國革命十三年親歷記，中日兩國的革命者在思想上、行動上的共同性，以及近代史上留日的足跡。
傅國湧很惋惜《藍·BLUE》的休刊。
（二）東京再見
日本專修大學的土屋昌明教授研究中國民間自由知識人與獨立電影。早在2017年就曾邀請過傅國湧到東京訪問，當時他做過一場主題演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彭令昭與“星火”在精神史上的意義》，參加者多為中國研究者。
2023年2月，土屋教授在神田校園上映《尋找林昭的靈魂》之後，舉辦了一場小型演講會。土屋教授邀請我上京。
這是傅國湧在東京第二次探尋林昭思想旅程的報告。
二月寒風徹骨，本就沒張揚的會，來者不多。
一位發言者說，日本這類會，無論是左、是右，人都太少。傅國湧回答，這不是人多人少的問題，而是白與黑、公義與邪惡的問題。
會後，大家一起去了居酒屋，途中我趕回大阪，跟傅國湧約好，關西見。
（三）大阪三見，留下兩本未出版的書稿
半年後接到傅國湧的微信，說「見面談」。同年10月23日，他與張小蛇、大呂三人一早乘坐新幹線來了大阪。
那時，傅國湧似乎雄心壯志，除了出版、辦刊、講座之外，還準備了幾個課題。
其中之一是打算做油管訪談視頻，先逮著機會拍。
自從《藍·BLUE》之後，我已習慣於一個人一支游擊隊，更羞於上鏡。
但傅國湧天生具有很強的「四力」，即吸引力、感染力、說服力和親和力，周圍的人，都被他火一般的熱情點燃。我不好意思當面澆他冷水，就約好第二天到寒舍拍攝。
他如獲至寶地發現了全套《藍·BLUE》，愛不釋手，並聲情並茂地朗讀《藍·BLUE》的《創刊詞》：「正如《藍》所啟示我們的，反對任何意義上的語言霸權，主張文學及其精神的全面寬容和建設」。
那時，已經有暨南大學、大阪大學的博士生在研究《藍·BLUE》，但是研究的視角僅從海外華人文學，但因為《藍·BLUE》尤其是日文部分的「地下文學」、「流亡文學」，無法「脫敏」 ，最終都無疾而終。
而傅國湧最看重的是本刊獨立思想的核心價值以及大陸刊物不能刊載的這些部分。
對於獨立研究中國近代言論史和知識人史的傅國湧來說，擁有全套是必須的。我手上僅存兩套，萬般不捨，但是決定贈送一套給他，保存在他手裡，是《藍·BLUE》求仁得仁最好的歸屬。
後來他在東京的書齋命名為「藍書房」，還請人寫了一幅「藍」字，掛在書房裡，拍了照片發在微信朋友圈裡，但我當時沒有截圖。
這次與其說訪談我，還不如說我們都在傾聽他侃侃而談。
如何從一位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偏僻地區的青年人追求並踐行自由，以政治為志業而身陷囹圄，然而多年無望的抗爭，終於使他看清了一個事實-專制在任何土壤裡都可以生長，而民主卻是一顆需要時間來精心培育的種子--多年之後成為一位以獨立學問和私塾教育為志業的民間學者。
傅國湧「見面談」的第二件是交給我一個USB，裡面有兩本未出版的書：一本是《林昭：中國的復仇女神》。我打印出來裝訂成A4上下兩大開本，本書在《後記》寫道：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全殺之時，我在雁蕩山已一歲三個月又19天，正在搖搖晃晃地學步」。
結尾：「通過十八年來的上窮碧落下黃泉，我終於可以拿出這四十六萬六千多個象形文字，以告慰這個世界只以肉身形式存在了不足三十六年的女子，不僅是為了存史實，更是要彰公義。
當我在西子湖畔撰寫和修改這部書稿時，眼中常含淚水，為她，更為這個不幸的民族，西湖是她的舊遊之地，也是她所敬慕的秋瑾埋骨之所。
嗚呼，嗚呼如天理猶存，人心不死，則林昭便永存在人間」。
傅國湧說，燕子，你不僅曾翻譯過林昭的詩文，寫過研究，而且對中文的歷史語境，思想認識與精神契合的理解方面，你是這本書最合適的日文翻譯者。
但我當時正在修改博論《不死的流亡者》，準備日文版，而且手上還有幾本書未完成，唯色的《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日文增補修訂版，整整四、五年都未能找到出版機會。
在日本翻譯出版關於中國問題的正經書籍，不容易。
日本並沒有職業的翻譯家，譯者也大都是研究者。
大概有三類：一是大學正式教員。需要教學、研究、教務，開各種大、小會，譯書也不算研究成績，他（她）們也許能找到一點科研經費來做，但日本正在砍文科研究費。翻譯「敏感」的書，大都會退縮，近年，日本有好幾位學者入境之後都被當局關照，當代中國研究界貌似風聲鶴唳；而沒獲得正式教職的學者，需為五斗米折腰。
這些年，我離職某大學，獲得的「自由」便是靠在幾所大學當兼職教師的微收入來維持獨立寫作、翻譯和研究。曾腰椎間盤突出臥床不起，且出版後需要自己購買一部分，已踵決肘現。我看了他的《林昭》，加上原注、譯注，個人之力的話，大概需要一個奧林匹克的四年時間。
我當即表示希望與土屋教授合作，這樣時間上、精力上減半。
土屋教授開始遊說出版社的「營業活動」，寫一個出版計劃，包括書的內容梗概，出版的意義、商業的可讀性。找了東京一家比較有名的出版社，編輯雖有意，但高層並未點頭。
我又找了曾合作過的一位老學者，他曾翻譯過章詒和、王力雄等人的作品。老先生看過之後，表示作品很好，但自己年事已高，有心無力。
第二本書是傅國湧人生階段性的一本自傳《一代人（1988-1998）》。
1990年6月25日，在山西大同，「取保候審」的傅國湧，從短波收音機中聽到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夫婦離開美國駐華大使館，飛往英國劍橋大學的消息，在《日記》中寫道：「看來已放鬆對民運人物的處理。無論如何。中共允許方出去，總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但是他高興得太早了。
同一天，溫州市勞動教養委員會決定對他勞動教養兩年。理由是傅國湧於1988年11月首發起成立「中國一代人青年學術群體」（簡稱「一代人」）的「非法組織」，策劃「一代人」的「非法刊物」。
「一代人」，這三個象形文字。這三個只有八個筆畫的字，不僅包含我青春十年的苦難，甚至包含了我一生的命運。我的人生就是從這三個簡單的象形文字出發，走進波詭雲譎的大時代，也跌入一個深不可測的歷史陷阱中。”
1989年4月底，中學教師的傅國湧和同道者背著剛剛印出來的《一代人》創刊號；背著「一代人」紀念「五四」七十週年文化與民主啟蒙，白字黑布，撞進了北京。
「5月4日下午，在潮水般的人群中，我們將紀念‘五四’七十週年的醒目直幅高高地掛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面」。
「從1988年11月，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舉起‘一代人’的旗幟到1998年10月底離開太原勞教所，整整十年，從21歲到31歲。耗盡了全部的青春，期間五度入牢門，一度被軟禁，六進六出，一次次失去自由，在看守所、收審所、勞教所消磨了生命中最為寶貴的五年」。
讀這部書稿，最令人心疼的，一是淡淡地筆調寫「蓉兒」。
傅國湧與「蓉兒」於1993年結婚。1995年，因派出所查暫住證，兩人連個安身之處都沒有，幾乎陷入絕境，找到一個臨時搭建的小平房，不漏雨，接上電。當局隨時可能收網，生活似乎茫然無望。
一天晚上，「蓉兒」黯然地說一句：「夜裡看不到電視塔上的燈光心裡就會很難受」。這句話，令傅國湧肝腸寸斷，銘心刻骨。「我想到十二月黨人的妻子，仿佛看到了西伯利亞漫天風雪中那些纖弱的背影」。
「蓉兒」帶三歲的兒子探「籠」，一家三口蹲在地上吃方便麵，因為那裡連張板凳都沒有。
二是逃亡、監獄、饑餓、寒冷、露宿街頭、天冷時在「籠子」裡被迫光腳、穿涼鞋、肚子疼、腸胃不好，咽不下硬邦邦的冷饅頭……像「狗一樣到處流浪，但仍在尋求精神上的同道者，苦苦地尋找這個古老的民族的轉機和希望」。
雖然傅國湧劫後餘生，但是曾經的「籠子」生活，損傷了他的健康。
最近這兩年，他兒子給他下載了一個LINE，有時我寫信給他，卻等不到他回信，原來傅國湧不會翻墻。他在日本期間我們才能聯繫，一開始我們都不知道語音需要雙方都打開通話機能。摸清之後，記得我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話癆許久，因為我和他同屬「一代人」，長歌當哭。
那時我正在向京大一位物理教授求旁證方勵之先生的一段話：暗物質不發光，但是主導主導成分。宇宙中的星體形成靠它們的引力，重子物質，是少數。……宇宙因為這些一小撮重子物質的不同的動力學而有了光，有了人類，有了人類創造。
這段話是方勵之夫婦於2010年去參加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時，在奧斯陸大學的演講。京大教授從專業的角度再證了「發光的少數」的重物質與暗物質的關係， 那次聊到方勵之、漢娜·阿倫特的「黑暗時代」，從天體物理學，政治哲學的血脈相通，在特定時代保持獨立思考和道德勇氣的人屬於「重子物質」。
但書的事就一直耽擱下來。我對傅國湧表示歉意，但他安慰我，哪有那麼容易，不急，再等機會。又說，「蓉兒」只有兩年就退休了，到時可能兩人都會來東京住一段時間。自己身體不好，越發不大出門，手機也看得少，在服中藥。
日本式的禮貌，讓我沒細問下去。
日本已經成為全球最長壽的國家，我們至少應該可以活到平均壽命，我總以為時間還有一大把。
（四）關注流亡知識人
傅國湧記憶力極好，過目不忘，在我的書架上看到一排「六四」流亡者的書籍和資料，熱情地向小蛇和大呂推薦鄭義先生的《神樹》。
他認為《神樹》是當代中國最偉大的長篇小說，沒有之一，是唯一。這句話，他也曬在微信朋友圈內。
鄭義先生自1989年6月「狂飆突起」的風暴，「作為一個內涵遠大於作家的中國人，別無選擇地撲向那個痛苦的百年大夢」。大搜捕中，在中國大地潛伏近三年之後，終於與北明會合，為了不再給隱匿自己的朋友們添麻煩，於1993年1月經香港流亡美國。當時隨身攜帶的只有一本《現代漢語詞典》與百萬字小說原稿，開始另外一種寫作，但「象形文字是我的誰也無法奪走的永遠的祖國。我背負這文字流亡，便是背負著祖國和她苦難的史詩流亡」。《神樹》帶他回到夢魂縈繞的太行山。中文版1996年在台灣出版，日文版1999年出版。
我將傅國湧的原話轉告鄭義先生，他問：國湧從哪兒讀到的《神樹》呢。
傅國湧去香港時買的。在1996年進「籠子」時，他在舊雜誌上，讀到了您的小說《遠山》，也曾在許良英先生家的書架上，看到《歷史的一部分》、《紅色紀念碑》以及北明的《告別陽光》。那次進「籠子」，也是北明進過的那個太原臭名昭著的「籠子」。我答。
此時鄭義先生已經去國三十多年，早在他「失蹤」之際，有傳言，說在中緬邊境發現了一具尸體。
鄭義先生的文字和身體，再也回不去他的讀者面前。他「不是鬥士，僅僅是不忍死難者受屈，由我的手再殺他們一刀。也不願兇手們誤會，以為時間會洗去兩手鮮血」。
後來幾次給傅國湧快遞過書和複印資料。包括安琪的《痛苦的民主》等，他會告訴我，要什麼書，在我的書架第幾排，靠哪邊。
他那麼地關切海外流亡知識人的生命歷程和命運，不僅是因為他研究知識人與社會角色的需要，也不僅僅因為八十年代的讀書與啟蒙，更是因他自己就是一位「內在的流亡者」，身在境內，但是知識人的超越體制、階層的「非依附性」、「業餘性」，只能是一位「流亡者」。
2024年元月，我短期赴美。
此時張小蛇的「讀道社」已經出版了他的兩本書：《去留之間-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一報一館一大學》。
他又托我辦三件事：一是他分別簽名送給蘇曉康和傅莉夫婦、鄭義和北明夫婦，陳奎德先生。小蛇快遞過來。
二是找蘇曉康先生複印《河殤》續集-夭折的《五四》解說詞手稿。
1989年5月，傅國湧進京時，曾在北師大的學生宿舍無意中發現過《北京青年報》上刊載過《五四》的解說詞。電視片雖然流產，但解說詞先出來了一部分。
凜冽的寒風中，蘇先生一個人來的華盛頓DC，結果中途遇到工人修路，小火車開到一半，乘客自行設法。他又轉公共汽車，多拐了幾條彎路，總算找到了我的旅館，我交給他傅國湧手寫的書信和書籍。但蘇先生說《五四》解說詞只有幾百張卡片，尚未形成最終完整的文字，而且部分行李已經打包，正在準備搬家到加州兒子的附近。
傅國湧去世的第二天，蘇先生在臉書上發了一段文字紀念他的「學究與赤誠」《天地閉間一沙鷗》：「他才五十九歲，一位當下中國及其罕見的「武訓式」的人物，也曾是八九熱血青年，坐牢後看穿政治，又探求民國史，然後就在底層鄉間辦學，不對今世抱任何幻想，一如當年胡適『要教出一個新文明』……念國湧而思胡適。」蘇先生找出1988年寫的的《胡適故居中堂上》貼上。
二是尋找1996年8月號的《北京之春》紙面版。
旅途後期，我已生病。鄭義先生馬上打電話找胡平先生，但是《北春》早在2010年改成網刊，沒找到這期紙版刊。
後來胡平先生發來了1996年4月號和8月號電子刊，分別刊載有傅國湧的《從我做起：和平抵抗》與《民主階段論》。這些文章是他第五次入「籠子」三年的主要「罪證」，《勞教決定書》上定板的「反革命煽動罪」。
離美前，坐著鄭義先生的舊車，去了一趟阿靈頓國家公墓，在無名戰士紀念碑前的石階，默默地坐了良久。
鄭義先生抄給我這段文字，“Here rests in Honored glory an American soldier known to God”。口譯為：這裡埋葬著一位美國大兵，無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上帝知道。
托我捎給傅國湧一句話：「流亡者，不死」。
空港離別時，鄭義先生交給我一個北明準備的網兜，洗乾淨的西紅柿和黃瓜。他們甚至來不及去買禮物。我還開玩笑說，1989年傅國湧們乘坐綠皮火車進京，大概帶這些充飢吧。
本來跟傅國湧約好二月京都見，但我回日本後沉疴不起，失之交臂。
（五）一代人，使命未達
最後一次見面是2024年9月17日，阿古智子教授在東大舉辦了一場「林培瑞教授80歲紀念演講」，我的拙著出版了，也被邀請去湊熱鬧。會後阿古教授在家準備了壽司等，大家小聚。
席間談及「流亡」。
傅國湧說，我不「流亡」，一來年紀大了，新學一門外語的話，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二是我的腸胃不適合吃這些生冷的東西。
那天夜色已深，我和他坐朋友招呼的出租車先離開。
諾大的東京，我擔心他兩眼一抹黑，找不到回家的路，但他更擔心我這個山頂洞人，堅決要司機先送我回旅館，自己在途中先下車了。
車上，我交還給他一個信封，裡面是二十萬日元。他曾轉給一位朋友一萬元人民幣，朋友換成日元給我的。他說他不直接認識唯色，但認同我苦苦做的事，算是對《殺劫》日文版的支持。但這本書有了部分「眾籌」。我退還他，他堅決不肯。他只收了我的一盒「京果子」，說，燕子，你做的事，我懂，非常不容易，這是我的一點心意，以後用在你的別的書上。
我希望，用在傅國湧未來出版的這兩本書上。
